前不久，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注重更新教育观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这一根本标准历史地、全面地阐述了我们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大力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
   首先，人才是具有历史性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对人的能力需求是不同的。对于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来说，把尊重人才的历史性放在首要位置，才能够有力地为当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强大的推动力。其次，人才是具有前瞻性的。一个社会也需要小部分人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面，思考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尊重人才的前瞻性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预留空间，提供拉动力。这也是人才培养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就非常重视人的培养如何适应社会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同时面临如何走出农耕文化的问题。这使得两个群体成为社会急需的人才：一个是社会管理和引领科学技术创新的人群，另一个是能够走上各种初级生产线的人群。而且对后一个人群的需求的量更大、时间更急迫。因此，人才培养的任务当然是消灭文盲，是科普。与这一标准相对应的是强调教育的普及和人才的速成。在当时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视基础教育，重视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最符合社会人才培养需要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第一、二、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标准逐渐上移。虽然只有较低文化程度的群体仍然在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但社会对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对懂得操作复杂机器、具有一定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需求迅速扩大。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导致了社会资源向高等教育的流动。于是，有了大规模扩招，有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人才的培养虽然不可能忽视中小学教育这一基础，但是人们的注意力愈来愈多地被吸引到了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越来越表现为高等院校的建设和高校教育效率的提升。
   当前，我国的发展又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们不仅在规模方面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在部分行业，生产和创新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此时的中国社会，不仅继续需要大量以简单复制为己任的初级人才，需要大量的能够从事复杂劳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还需要许多能够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才，需要许多全面发展的人才。只有这些类型的人才在社会生产中的有机结合，才能满足我国当前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求。
   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教育该如何去满足高、中、低各个层次人才培养的需求呢？
   路径实际是清晰的。那就是在教育“要着力增强员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办法让整个教育经历新一轮竞争的洗礼，让市场来选择和培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首先是对内开放。教育要逐步向国内各种资本开放。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快地为围绕新的人才培养标准所进行的人才培养筹集到足够的资本。同时也能更好地激发教育创新，推动不同层次人才的生成。
   其次是对外开放。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建立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的，几乎所有的自然和人文的科学体系和基础知识都是来自于外部。要让更多的外部资本到中国来参与竞争，使中国国土上的教育事业成为世界各色人等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不仅使得我们的教育在家里就能够博采众长，而且更有利于各种思想方法碰撞交融产生创造的火花。如果再考虑到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便利，教育的对外开放几乎可以说是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必需了。
   随着教育的开放，新的方法、新的模式将层出不穷，中国教育水平全面提升的速度将会超乎寻常；随着人才培养的对内对外开放，各个层面所需要的人才会不断产生，创造性人才也会逐步涌现。届时，不仅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世界各地的人才（那些中国发展需要的各国人士）也将加入到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与中国一起创造，与中国一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