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感到失望，我们提倡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昔日的光环，它锈蚀得已经不需要再进行修补了。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遭受重创的资本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一些新变化，值得我们深思。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

　　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重心一直偏向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经济体。但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快速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发生变化。英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葛霖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宏观经济矩形”：一边由消费国组成，美国是全世界消费者的终极目标，也包括英国等欧洲国家；另一边称之为“工厂国”，主要是快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为西方的消费经济制造了大量商品；第三条边是资源供应国，专为世界的消费和生产提供资源和能源；第四条边是两个资本—货物出口国，即日本和德国，专为工厂提供设备。

　　矩形理论说的是国际分工。现行的国际分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但是，该矩形天生就不稳定，并加剧了金融失衡。近几十年来，以从事股票、债券、基金为主要业务的各类大小投资银行，引领着金融业超常发展、非正常膨胀，成为第三产业的核心并主导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刺激消费和提供各类服务的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与提供的所谓国民产值大大超过第一、第二产业。而且，这样的第三产业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行为和社会行为，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取国民收入的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也是各阶层的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一现象，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产业与其说是发展壮大，不如说是过度膨胀。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工业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主要转到亚非拉地区，最终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这些被转移出去的所谓低端行业和制造业，基本上都是与本国国民日常生活有直接或密切联系、往往能大量吸收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5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创造了“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一新词汇。从中不难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产业的核心所在和高端特征。它们与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紧密结合，为垄断资本带来了超额利润。高价出口军工复合体的高技术产品，廉价进口日用生活消费品，吸引全世界投资美国股市。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沉重恶果，终于迫使一些国家开始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比如，美国大规模整合金融业，颁布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同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明确提出要从消费驱动型增长转向出口驱动型增长，并制定了今后5年内将出口翻一番的目标。为此，整合政府资源，成立出口促进内阁，放松对某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等等。这些调整和改革，不仅对今后金融业的稳定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而且有利于加快科技创新的速度和生产率的提升。

　　二、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

　　长期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世界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甚至被彻底排除在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美国独享该组织16.77%的投票权和17.09%的份额。被称为“富国俱乐部”的七国集团，曾长期占据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这种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根本得不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更不可能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出于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合作，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初现端倪。包括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由于涵盖了全球85%的国内生产总值、80%的贸易和2/3的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使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有望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最主要平台。在多伦多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构建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从2008年起，着手进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2010年9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就“巴塞尔协议Ⅲ”达成共识，并在2010年11月首尔会议上得到大体认可。一并得以通过的还有有关资本流动性和全球金融机构（SIFI）的国际标准和原则。这一改革将全球金融监管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为金融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健全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2010年4月，世界银行决策机构发展委员会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重，使后者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对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的建议，以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根据这项建议，在2012年前，将向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这些举措扩大了世界经济治理的参与面，使相关治理机制更能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在世界范围推行。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对国际合作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分工与责任所进行的分析，却明显偏袒发达国家。报告认为，只要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仍然低迷，就可以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进一步的定量宽松。也就是说，新的治理机制还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的。所以，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真正做到平等参与、充分对话，不断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共同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是任重道远。

　　三、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持久增长的动力。德国经济学家门施在《技术的僵局》一书中，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创新的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成“逆相关”，由此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高潮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又将是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此说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某种印证，因为信息革命高潮过后，美国经济缺失了新科技、新产品的有力支撑，恰好处于两次科技进步之间“危险的间隙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把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共同点。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异常，世界各国普遍把“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题。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上，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从而引领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并为长期经济增长和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在美国政府拨付的8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中，用于清洁能源的直接投资及鼓励清洁能源发展的减税政策涉及金额达1000亿美元。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决定用10年时间，投入1500亿美元来支持绿色能源研究。最近，奥巴马总统宣布在2025年前将石油进口减少1/3，并确保至2015年所有上路行驶的新汽车都能使用包括混合能源和电力在内的替代能源。

　　低碳经济要靠技术创新来实现。纵观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几次高峰，都是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支撑的。比如，二战初期到60年代初所谓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就是在战后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振兴是依靠信息革命和信息产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布鲁斯·卡茨认为，创新一直是美国生产率提高和增长的源泉。但是，美国在研发投资上的领导地位近年来有滑坡之虞。政府目前每年用于非军事研发的投资为54亿美元，以实际美元价值水平衡量，比1980年减少了33%。他认为，为了保持创新能力，美国必须更加重视公共和私营研究机构的作用。

　　四、生活方式进入重塑期

　　长期以来，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民众为了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习惯于过度消费，储蓄率极低，政府常常依靠借贷消费刺激经济增长。1994—2007年，美国消费者实际需求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可支配收入仅增长3.2%，储蓄率逐步下降到“零”。2007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2%的历史水平。1971—2007年的2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了近20倍。如果算上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负债数就是1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负债近5万美元。有经济学家调侃说，消费膨胀导致“美国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债务”。

　　国际金融危机无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冲击。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已上升至14.3%，总数高达4360万人，创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新高。现今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显然是导致美国贫困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则是抬高贫困人口比例的直接推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失业率一路飙升到2009年的10%；一年后的2010年9月，仍高达9.6%。而且，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群也沦落为贫困人口，这在以往不曾有过。美国中产阶级的分化和困顿更为明显，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中感叹，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和富豪阶层。近几年来，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保持生活水准，夫妇不得不双双出去工作，却仍难维持体面生活。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该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崩溃”的风险。

　　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新的起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一时间，“低成本生活”成为不分穷富都趋之若鹜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以省钱和实用为原则的理性消费正悄然取代美国人消费至上的价值观，美国民众被迫开始改变其过度消费的习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人均储蓄率明显上升，由2008年8月的0.8%开始回抽，2009年5月迅速升至6.9%，升幅高达762.5%，创1993年12月以来的新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的消费者在金融危机之后已开始减少消费，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消费率稳定增长的趋势有可能会被打破。